那年夏天，我在弗吉尼亚城当快递员。每天清早去邮局领一袋信，骑着马往山上的营地跑。淘金的人住在溪边，帐篷挨着帐篷，吵得很。死人也是每天都有，矿洞里塌方，溪水里淹死，还有被人用刀捅死的。我送信的时候经常要绕过一具盖着毯子的尸体。
后来邮局多了一个规矩。凡是死人的信，不能跟活人的信一起送。要单独拿出来，送到镇东边一间没有门牌的屋子里去。那屋子我找了好几回才找到，夹在一家酒馆和一家棺材铺中间。窗口很小，里面坐着一个戴绿眼罩的老头。他接过信，也不看，直接扔进身后一个柜子里。那柜子比我见过的任何家具都深，老头伸手进去的时候整条胳膊都没进去了，肩膀都快碰到柜门。柜子有好几层，每一层都塞满了信。
我问过一次这些信要送到哪里去。老头抬起眼罩看了我一眼，说，送到该到的地方去。我又问该到的地方是哪里。他低下头继续写什么东西，不再理我。
慢慢地我发现一件事。每次我送完死人的信回来，镇上就少一个人记得死去的那个人。先是杂货铺的老板不再提起那个欠他钱的人，然后是酒馆里的酒保忘了给谁留过座位，再然后是死者的老婆孩子，他们照常过日子，好像那个人从来没存在过。我试着提醒一个人，说他兄弟前几天死了。他看着我，说，我兄弟？我只有一个妹妹。
我闭上嘴。
那些信越来越多了。有时候一天要送十几封。老头的柜子装不下，信就堆在窗台上，被风吹得哗哗响。我问他，这些信到底写了什么。他说，你送信就好，不要问。我说，可是人已经死了。他说，死了才要送。
有一回，一封信从我袋子里掉出来，封口开了。我捡起来的时候看见里面装的是一块小石子，上面用墨水画了个圈。我把信塞回去，没跟任何人说。
过了几天，我在自己的邮袋里发现一封没贴邮票的信，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字迹很像我死去三年的母亲。我没有打开。我把它混进那堆死人的信里，送到老头那里。老头接过去，看了一眼，扔进柜子最底层。
第二天早上我去邮局领信，管事的说，今天没有你的路线了。我说什么意思。他指了指墙上新贴的一张纸。纸上列了一串名字，我的名字在最后一行，字很小，但确实是。
我问，那我送什么。他说，你不用送了。我问，那我做什么。他说，等。我问，等什么。他说，等下一封信。
我走出邮局，街上的人都在赶路，没有人看我。我摸了摸口袋，里面有一块小石子，上面画着圈。
我往镇东边走，走到那间没有门牌的屋子跟前。窗口关着，老头不在。我敲了敲门，没有人应。我把耳朵贴在门上，里面有很多人在说话，嗡嗡的，听不清。我把那块石子放在窗台上，转身走了。
第二天我又去了。石子还在那里。第三天，石子不见了。窗台上多了一封信，收信人是我。
我站在那里，看着那封信。风从山上吹下来，带着硫磺和泥土的气味。我想起母亲死的那天，我在矿上搬石头，没有回去。我不知道她最后说了什么。
我拿起那封信，没有拆。我把它放进口袋，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路过棺材铺的时候，老板正在刨一块木板。他抬起头冲我笑了笑，继续低头干活。我认识他，但不记得他叫什么名字了。我好像也不记得自己的名字了。
我继续走。邮局在前面，邮袋挂在门把手上，里面装满了信。每一封都写着我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