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窖的拱顶很低，像一只倒扣的空船泊在地底。我每每提着马灯走下那七十二级石阶，总闻得到一股潮湿木头的水气，混着旧羊皮纸的腐香，仿佛这古堡是从北海里捞起来的沉舟，而我，便是船舱里那个被遗忘的舀水人。
一九四三年的冬天，雪下得格外早。德军征用了城堡的上三层做军官疗养所，地下二层的图书馆便由我一人看守。我姓什么，他们大约也懒得问，只唤我”那个驼背的斯拉夫人”。我的脊柱自幼就弯，肺也不好，咳起来便咯出些暗红色的血丝来——这副形骸，原是连战场都不肯收留的。
藏书有四万册，最深处的一间却上着三道锁。馆长临终前把钥匙交给我，浑浊的眼睛望着穹顶，喃喃说：里头那东西，不是书，是一只会喝人的器皿，你莫去碰它。
我自然是去碰了。零余的人，活着已无甚可惜，何况好奇心比性命更难按捺。
那是一台铜与水晶铸成的机器，形似巴洛克的烛台，又像一具竖琴的骸骨。底座刻着我不认得的字符，触手却是温的，像活物的胸膛。我后来才在馆长留下的札记里读到——这器物是十七世纪一个炼金术士所造，据说能将临终者最后一缕念头收进水晶里，封存千年。札记的末页写着一行颤抖的字：勿听，听者必为之殉。
我本是不信的。可那年十二月，德国军官们抬下来一个垂死的犹太琴师，要我”处理”。那人三十来岁，颧骨高耸，左手的指节被打断了，却还死死攥着一张照片。他望着我，嘴唇翕动，说的是意第绪语，我一个字也不懂。
鬼使神差，我把那台机器搬到了他枕边。
水晶在他咽气的一瞬亮了一下，极轻，极淡，如残烛将熄前的回光。
此后整整一周，我夜夜下到地窖，把耳朵贴在那温热的水晶上。起初什么也没有，渐渐地，便有声音从极远的地方渗出来——不是语言，是画面，是气味，是一个陌生女子鬓边的栀子，是布拉格某条小巷里五月的雨，是一首未及写完的小提琴谱，停在第十七小节的一个升F上。
我哭了。我这一生从未为谁流过泪，却为一个我从不相识的死者，伏在冰冷的石板上痛哭了一夜。
我开始贪婪起来。城堡里每日都有人死去——冻死的、病死的、被拖到后院枪决的。我借着整理遗物的差事，将那机器一次次抱去。波兰的农妇、法国的神父、一个才十六岁的德国逃兵……他们带不走的那一点点东西，都被我悄悄收进了水晶里。
我渐渐瘦得不成人形，咳血也愈发厉害了。镜子里的我，眼睛却亮得吓人，像那水晶一样，盛了太多不属于自己的光。
一九四五年早春，盟军的炮声已能听见。德国人撤退前要烧掉这座城堡。我抱着那台机器躲进地窖最深处，把门从里头闩上了。
火在头顶烧了三天三夜。
——后来据说，废墟清理时，士兵们在地下二层发现了一具蜷曲的骸骨，怀里抱着一摊已经熔化的、形状古怪的铜与玻璃。有个年轻的美国兵俯身去看，忽然怔住了，说他听见极轻极轻的一段琴声，停在一个升F上，像是在等谁来续完。
他的长官斥他胡说，催他走。他便走了。
那段旋律从此再没有人听见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