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七年的秋末，物理学家魏伯年驾车穿越内华达州的砾石荒原时，在一张旧地图上发现了这个小镇的名字。地图是加油站货架上的遗物，印刷年份不详。小镇名为”Seco”，在西班牙语中意为”干涸”。他后来想，这或许是某种预兆，但预兆这个词本身就预设了一种他作为物理学家理应拒绝的因果秩序。
邮局坐落在镇中心一栋砖砌平房内，门楣上的联邦鹰徽已风化至难以辨认。魏伯年推门而入，听见铃铛发出一声疲倦的响动。室内光线暗淡，格子信箱沿墙排列，黄铜编号在灰尘中隐约发光。正面的墙上钉着一张褪色的邮路地图，红色标注的投递线路在岁月中淡成粉色，如同旧照片里某人脸上的血色。
窗口后的女邮务员没有抬头。她的白发梳得一丝不苟，手边放着一杯凉透的咖啡。
魏伯年将信封推过窗口的凹槽。这封信写了三年，收件人是他的父亲魏长源，地址是上海延安路的一个门牌号。他父亲已于四年前去世，地址是他记忆中的样子，可能早已不复存在。他知道这封信无法送达。他寄出它，只是因为某些话需要一个去处。
女邮务员拿起信封，用一种近乎仪式性的缓慢翻看了正反两面。随后，她从柜台下方取出一本皮面台账，厚度仿佛收纳了整个镇的历史。她翻动书页时，魏伯年瞥见密密麻麻的手写名字，每隔数行便有一个用红墨水写就的注记，他辨认出那个反复出现的英文单词：*deceased*。
“这些信，”魏伯年开口，”你们怎么处理？”
“搁置，”女邮务员说，声音平静得像是在描述天气，”死者的信从不销毁。只是等待。”
“等待什么？”
她没有回答。
就在魏伯年准备转身离开时，女邮务员从柜台侧面的一排格子里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隔着窗口递给他。信封边缘的蜡封完整，颜色已深褐如琥珀，是时间对某种物质的漫长压缩。他认出了信封上的字迹——那是他父亲的钢笔字，带有一种他在孩童时便熟悉的向右倾斜。收件人是他的名字，用中文书写。邮戳是英文，日期是一九七二年，盖在一个他从未见过的城市名上。
一九七二年。他那时尚未出生。
他站在那里，无法完成任何动作。两种文字共存于同一个信封上，中文地址端正地写在左侧，英文邮戳斜压其上，像是两种秩序在一小片纸面上进行了一次没有译者的会谈，而会谈的内容从未被公开。
他拆开了信封。
内页只有一行字，是某个物理常数的修正表达式。他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直到数字和符号开始在视线中轻微颤动。那个数值，与他此刻原本要寄出的研究结论完全吻合——他为之工作了六年，在三个国家的图书馆和实验室中反复验证的那个结论。
他将两封信并排放在柜台上。一封是他写给父亲的，一封是父亲在他出生之前写给他的。两封信在同一个下午，在同一块柜台的木纹上相遇。他没有言语，因为他能想到的所有语言在此刻都指向同一种不足。
他父亲究竟知道什么。他为何没有在活着的时候亲口说出。他如何预见了一个尚未存在的人将会走向的方向。这些问题在室内的空气中悬置，像是台账里那些永远搁置的信件。
魏伯年最终将两封信都留在了柜台上，走出了邮局。铃铛再次响动，带着同样的疲倦。
女邮务员等门关严，取过那两个信封。她翻开台账，在一个新的条目旁写下注记，随后起身，将两封信一同放入第四排第十七号格子。那个格子在关上之前，她注意到里面已有数封信，它们在黑暗中安静叠放，如同一些从未被说出口的句子。
台账重新合上。咖啡彻底凉了。格子信箱的黄铜编号在将熄的日光中最后亮了一下，随即沉入邮局恒久的昏暗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