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山路比导航预告的要难走得多。在海拔将近一千米的地方，手机屏幕突然变成一片灰白，信号消失了，就像有人拔掉了什么插头。阿城把摩托车停在路边，掏出那张手写地址再看一遍——字迹很工整，反而让人觉得不安，像是某种过于刻意的冷静。
他把陶瓮固定在后座，重新发动车子。瓮不算大，但分量出乎意料地沉，像装着某种密度很高的液体，或者某种连重量都很固执的东西。
寺庙出现在一个转弯之后，灰墙黛瓦，隐在松树和薄雾里，安静得像一幅画，或者一张很旧的照片。院子里没有人，廊下坐着一位老僧，闭着眼睛，两手放在膝上，像一块在漫长风化中忘记了自己曾经是什么形状的石头。
阿城清了清嗓子，老僧睁开眼，接过陶瓮，没有检查，没有签收单，只是把它托在手里掂了掂，然后放到供台旁的地上，说了一句：”又少了一个人。”
语气平淡，像是在说天气。
阿城出于某种职业惯性问：”是谁寄来的？”
老僧沉默了片刻，回答的方式不像在回答问题，更像是在自言自语：”寄件人昨天就走了。”
那句话很轻，却像石子落进静水，涟漪散得很慢，散得很远。阿城站在原地，没有立刻转身离开。他也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
他绕到侧廊，想从那里走出去，然后停住了脚步。
廊道的架子上排列着一整排陶瓮，大大小小，釉色深浅不一。每只瓮的颈部都系着一根细线，细线的末端挂着一张泛黄的纸条。他走近，俯身去看——纸条上什么字都没有。全是空白。
他问老僧，那些瓮里装的是什么。
老僧在廊下点上一支香，烟雾细细地升起来，在无风的空气里写了一个字又抹掉。”我不知道，”他说，”我从来不打开它们。”
阿城盯着那些空白的纸条看了很久。
老僧继续说，声音不大，像是香烟本身在说话：”凡是送来这里的，都是死者自己想带走、又在最后一刻决定留下的东西。他们犹豫了，所以才托人送过来。”
犹豫。阿城在心里把这个词默念了一遍，忽然觉得胸口有什么东西收紧了——不是悲伤，而是一种更古老、更难以命名的触动。比起死亡，犹豫这件事更叫人心颤。死亡是一个句点，而犹豫是一句没有说完的话，永远悬在半空里。
下山的路上，风把松树压得簌簌作响，阿城骑得很慢。他想起父亲。三年前，父亲走得很突然，心脏病，凌晨三点，没有来得及说任何话。料理后事时，阿城在抽屉最底层发现了一个旧信封，牛皮纸的，封口处用胶水仔细粘过，边角磨得起了毛边，显然已经放了很久。
他把那个信封压回了抽屉里。
三年了，他没有打开过它。他一直告诉自己，是因为没有准备好。但今天，骑在这条盘山路上，他第一次想到另一种可能——或许他等待的从来不是准备好，而是某种允许自己永远不知道的许可。知道和不知道之间，有时候并不是勇气的问题，而是一种选择，一种与死者之间无言的协议。
山脚的路灯亮起来的时候，手机震了一下，信号恢复了。系统推送了签收通知，备注栏里有一行字：
**”请勿告知家属。”**
阿城坐在摩托车上，没有立刻发动引擎。山风从耳边穿过，带着松脂和泥土的气味，以及某种更难以形容的东西，像是时间本身在空气里残留的质地。天色一点一点暗下去，远处的山脊变成了一条模糊的黑线。
他没有想明白什么。
但那种没有想明白的感觉本身，安静地漫过来，像水，像夜色，像一个人在某个傍晚终于学会与自己的不知道和平相处——已经足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