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十二点过后，第十八路清扫班的拖地机器声消失了，候车厅陷入一种近乎真空的安静。赵望舒坐在靠近检票口的长椅上，手边是一杯从自动贩卖机买来的咖啡，早已凉透，像一个被人遗忘了的念头。耳机里Chet Baker的小号在B面第三首的某个地方反复游荡，那段旋律总让他想起某种无法定义的失落——不是悲伤，是比悲伤更轻、却更难消散的东西。
他退休三年了。在大学天文系任教了四十年，观测过三千个以上的夜晚，写过十一篇被引用次数寥寥的论文。现在他唯一保留下来的习惯，是在失眠的夜里来这个车站坐着。他说不清楚原因，也许是因为这里空旷，也许是因为这里有一种和星空同质的东西——辽阔、冷静，充满不会给你任何回应的距离感。
就是在这种状态下，他注意到了斜对面的女人。
她大约七十岁，头发全白，端坐的姿态像是某种经过长期练习的平静。她手里握着一张车票，并没有插进任何机器，只是用拇指轻轻摩挲票面，像是在抚摸一个熟睡孩子的额头。赵望舒没有刻意去看，但职业习惯让他下意识地捕捉到了那张票的日期印刷字体——那是三十年前才有的排版格式。
然后他看见了她的手腕。
那串刻纹非常细小，几乎像是皮肤自然生长出来的纹路。但赵望舒的眼睛认出了它。那是一组流星辐射点的轨迹示意图，与他在1993年冬天野外观测时手绘记录的图案几乎一模一样——那场流星雨持续了不到四十分钟，从未被正式命名，也从未在任何权威目录里出现过，因为只有他们两个人看见了它。他和他那时的助手。
他摘下一侧耳机。
“请问，”他听见自己开口，声音有些生涩，像一台久未使用的录音机，”您手腕上的图案——”
女人转过头来，神情没有任何惊讶，仿佛已经等候他问这句话很久了。
“我找了你很长时间，”她说，”有人托我带一句话给你。”
“谁？”
“林时明。”
那个名字像一颗石子投入他胸腔深处某个他以为早就干涸的水面。林时明，他最优秀的助手，在2001年秋天的一次野外观测中独自离开营地，再也没有回来。搜救队在山里找了十四天，什么都没找到，连一件衣物也没有。赵望舒在那之后的很多年里，持续做着同一个梦：林时明站在山脊上，背对着他，仰头看天。
“他还好吗？”他听见自己问，知道这是一个荒谬的问题，却没有任何其他问题更合适。
女人没有直接回答，只是从外套内侧口袋里取出一样东西，轻轻放在他膝上。
是一块桦树皮。薄薄的，折叠了许多次，边缘已经起了毛边，却保存得异常完好。他展开它，在昏黄的候车厅灯光下辨认上面的铅笔线条——是一张星图，手绘的，标注着一个他从来没有在任何正式星表上见过的坐标。旁边用小楷写了五个字。
*我先去看了。*
他认出那个字迹的瞬间，整个候车厅仿佛突然向外膨胀了一圈，空气变薄，光线也变薄。那是林时明的字，他见过无数次，写在观测日志的页边，写在递给他的便条纸上，写在某年春天一张莫名其妙的生日贺卡里。
他想开口问她更多。他想问林时明在哪里，他想问这张桦树皮是从哪里得来的，他想问那五个字究竟意味着什么。他抬起头。
长椅的斜对面是空的。
那个白发女人已经不在了，安静得像她从来没有出现过。候车厅里只剩他一个人，以及那块搁在膝上的桦树皮。
赵望舒坐了很久，没有动。
那个坐标他认识。准确地说，他和林时明在二十多年前曾经私下争论过它——那是一个他们根据引力异常数据反推出来的预测位置，对应着一颗从未被任何望远镜实际观测到的天体，一颗理论上可能存在、也可能只是计算误差产物的暗星。他自己后来选择了放弃，认为那只是他们想象力过剩的产物。林时明不这样认为。
林时明从来都不这样认为。
“先生，你没事吧？”
推着拖把的清洁工站在几步开外，带着浓重的闽南口音望着他，眼神里有一种朴素的关切。
赵望舒摇摇头，把那块桦树皮折叠好，放进上衣内侧口袋，贴着左边那一侧。
他走出车站，站在空旷的广场上。城市的光将天空染成一种暧昧的橙灰色，大多数星星都被吞没了，只有少数几颗足够倔强的光点还悬在高处。他知道那些他看不见的星也都在，有些已经死去了几万年，光还在途中，还没有抵达。有些光来自某些他们这辈子都不会知晓名字的地方。
他想，林时明大概就是想告诉他这件事。
不是失踪，不是意外，不是任何可以被记录在案的事件。只是某个人比其他人更早地动身，去往一个尚未标注在任何地图上的坐标，留下五个字，当作一封迟到了整整一个宇宙时间的明信片。
夜风从广场的另一端吹来，带着柴油和栀子花混合的气味，赵望舒把手按在左胸口袋上，感觉到那块桦树皮薄薄的硬度，然后开始往回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