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件事，我所能确认的只有以下几点。
在洛雷亚尔镇——一个因煤矿枯竭而缓慢缩减的地方——旧邮局的阅览室里，长年坐着一个没有名字的老人。镇民们称他”那位管档案的”，或者干脆用手势指代：抬起下颌，朝邮局方向一偏。他每日准时出现，从不迟到，从不缺席，没有人见过他收发任何信件，也没有人见过他在阅览室以外的地方进食或休憩。他管理着一批无人认领的信件，按某种外人无法理解的顺序归档——那套秩序显然不是字母序，不是时间序，甚至不是地理逻辑，却始终保持精确。
年轻的测量员科尔是在十一月抵达洛雷亚尔的，为的是厘清一处遗产的边界。他在镇上的唯一亲属是早年离世的祖父，留下了一块形状模糊的土地和同样模糊的往事。某天下午，他走进旧邮局避雨，就此注意到那个坐在角落的老人——以及老人掌边压着的那叠信封。
信封以蜡封口，封蜡已经干裂，颜色像旧血。科尔靠近，辨认出信封上的收件人姓名：陈锡山，已故十三年；王桂芬，死于三年前的洪水；何顺德，矿难遇难者，死亡记录可追溯至1978年。每一个名字都属于不在人世的人。
“这些信，”老人没有抬头，”是写给已经不在的人的。我替他们保管着。”
科尔想要追问是谁写了这些信，但老人只是轻轻摇头，仿佛这个问题本身包含某种类别错误。
科尔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数度造访。他开始观察阅览室的格架——那些沿四壁排列的木格，每一格对应一个姓名，信封之外还有其他物件：折叠的草图，图上的地名没有一个出现在任何官方地图上；压制的植物标本，某种他不认识的草，花瓣已褪成纸的颜色；一颗缝在蓝布角里的钮扣，线脚细密，像某种仪式的缝合。那些物件不是装饰，科尔意识到，它们是某些无法用语言固定的事物的形状——是那些事物在消失之前留下的压痕。
第四天，他在一个格架前停住了。
收件人的名字是他祖父的名字。
老人看着他，沉默片刻，然后将那封信封取下，置于科尔的掌心。”不拆，”他说，”闭上眼睛，告诉我你看见什么。”
科尔照做了。起初什么都没有，只有信封薄薄的重量和蜡封传来的微凉。然后某些东西开始在他脑中成形：一条他从未到过的河，水是黄绿色的，像铜锈；一个女人站在对岸，手里攥着什么，面目不清；他的祖父站在河这边，长久地没有开口，也没有伸手，就那样让水声填满了两岸之间的距离。一次蓄意的沉默，沉默之后再无补救。
他把这些说出来时，声音发颤。老人点了点头，把信封重新归入格架，没有任何评注。
“你从不拆开它们，”科尔说，”为什么？”
老人回答，那些秘密不属于活人，拆开只会使它们变形，成为另一种东西——成为故事，成为谴责，成为可供传播的版本。他的职责是让它们维持原状，既不被遗忘，也不被知晓，悬停在两者之间某个没有名字的位置，等待那个真正的收件人。
科尔问：”那你自己呢？你的格架在哪里？”
老人沉默，然后指向阅览室最深处。那一格空着，灰尘薄薄地铺了一层，标签上没有写任何名字。
科尔离开洛雷亚尔是在数日之后。临行前他最后一次走进旧邮局，阅览室的格架一如既往地整齐，但那把角落里的椅子是空的。镇民们说，老人在前夜去世，走得没有声响，就像他来时一样。奇异的是，当科尔试图请人描述老人的相貌时，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清——不是忘了，而是仿佛那张脸从一开始就不具备可被记住的特征，仿佛记忆在抵达他的面孔之前已经转向，被悄悄归入了某个它本来所属的格架。
最深处那格架子上，灰尘不见了。标签上出现了两个字。
关于那个名字，我拒绝在此转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