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十一点四十分，候车室的日光灯以一种令人钦佩的执着嗡嗡作响，仿佛世间一切声音都已歇息，唯独它还在尽职尽责地制造噪音。末班车已经开走了，站台上剩下寥寥数人，各自带着各自的倦意，像几本被读者遗忘在阅览室里的书，等待着命运将它们归回原处。
坐在候车室左侧角落里的那个人，引起了我的注意。
他大约五十余岁，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衬衫，膝上搁着一本线装书，神情之淡漠，使那盏日光灯相比之下都显出了几分热忱。他不像是在等车——等车的人总带着一种焦虑的期待，像学生等待发卷，像债主等待还钱；而他的等待是另一种质地，沉静、确定，仿佛他所等候的事物已经在途中，且从不误点。
我自认是个善于观察人的人。这种自信通常是读书人特有的毛病——读了太多描写人性的书，便以为自己也掌握了那门技艺，恰如看多了外科手术的人误以为自己能提刀上阵。
使我们搭上话的，是一本落在椅子上的笔记本。
皮面的，旧式的，像民国时代学生用的那种，肚子里塞得鼓胀，像一个消化不良的学者。我翻到扉页，只见一行拉丁文，字迹工整，没有署名，没有日期，像一句被人遗弃在原野上的墓志铭。
“*Omnia mors aequat*。”我念出来，随即承认自己不懂。
“死亡使一切平等。”身旁的人不抬眼，只是随口说，精准得像是那句话原本就储存在他舌尖，此刻不过是取用。
我看了他一眼。”您认识这本子的主人？”
他终于抬起头，温和地看了我一眼，随后将话题以图书馆索引式的迂回转移到了拉丁文的词根上去，又牵连出塞内卡，牵连出蒙田，牵连出一长串死去的智者——谈论死者的话比谈论活人安全，因为死者无法出来否认。我追问了两次，均被他以学问的烟雾缭绕而化解，最终只得作罢。
广播在这时响起来，带着那种公共场所特有的沙哑与公事公办：”各位旅客请注意，今晚站内发生突发情况，一名旅客已经离世，警方正在进行相关询问……”
候车室里的人开始窃窃私语，那种议论灾祸时人们脸上常见的表情——惊讶里掺着几分隐秘的兴奋，像是白得了一则故事。
我转向魏则明——我已从他随身的图书馆借阅证上知道了他的名字。他的脸上没有惊讶，只有一种比悲伤沉得多的东西，像深水，像压载石，像一个人在预期已久的事情终于发生时所呈现出的那种静。
“您认识他。”这次我不是在问。
他沉默了片刻，然后开口，声调平静得仿佛在做书目介绍：”二十年前的读者。每周二下午来，从不借书，只抄书。”他顿了顿，”每次还书时，在书里夹几页纸，留给我。”
他指了指那本皮面笔记本。
“二十年，”他说，”恰好合成这一册。”
“您读了？”
“没有读完。”他的语气带着一丝图书管理员特有的认真，”读完便是结束，结束便是另一种遗忘。我替他守着，像图书馆守着那些从未被人借阅的书——不是没有价值，只是还没有遇到合适的时候。”
我一时无言。这世上有些人用日记本收藏自己，有些人将自己分批寄存在旁人手中，如同银行的保险柜，选一个信得过的陌生人，存入那些说不出口、又不甘湮没的东西。
补班车的鸣笛声从站台传来。
魏则明起身，整了整衬衫，然后将那本笔记本放回了椅子上——轻轻地，郑重地，像把书归还书架。
“您不带走？”
“书的归宿是书架，”他说，”不是口袋。”
他走进月台涌来的人潮里，很快便被那潮水漫过，不见了。
我低头看那本子。扉页上，拉丁文的下方，有一行中文，用铅笔写就，又被人轻轻划掉——不是彻底的涂抹，只是一道细线，像一个人说出一句话后改变了主意，却不愿假装那句话从未存在过。
我俯身凑近，那行字并非难以辨认。
我读了。
然后，我选择在此沉默。
